“心理危机”只是“真相”的一个碎片
“心理健康”这个词，现在很流行，几乎滥用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可以和医院的“打吊瓶”相媲美。官员自杀事件就可见一斑，来看报道：
人民网：“中国官员自杀事件引关注 多数因心理压力轻生”
中国广播网：“自杀官员覆盖各层级 专家：官场精神家园缺失”
南方日报：“官员自杀多抑郁所致 官场潜规则致心理危机加重”
法制日报：“干部管理部门要从构建工作机制入手，构建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服务长效机制”
……
用流行的“心理健康”有关的词语，来解释流行的“官员自杀”事件，当然也会流行，它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容易产生“眼球效应”。这正是传媒所希望的。
需要指出的是，“心理健康”作为解释只是“真相”的一个碎片。
后现代主义认为，“语言现实”是碎片式的，不确定的，无中心的，它难以真正代表事情的“真相”。同时认为，作者、读者甚至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不确定的，作者随时可能变成读者甚至进入自己所创作文本并成为其中的人物。因此，历史只不过是对过去事件所做的语言描述，或只是一种文本而已。比如，文言文的高度浓缩，用几个字就可以叙述完一件事，以至于现代人难以通过几个文字揣测出历史的原貌，所以人们通过文字感受到的历史，也是碎片式的。因为这些碎片式的“真相”，同时也是个人意义上的“真相”，所以古人讲究中庸，中庸就是不偏不倚。
比如，报纸对于刘亚军自杀，只有一句话：
“6月24日，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刘亚军撞火车身亡。”
这句话只是一些破碎的文字，非常客观而不偏不倚。但不同的人去解读，必然读出不同的信息或内涵，领悟不同的教训。关注心理健康的人群或执业者，则会提出“心理危机”来应对这些破碎的文字，以表自己的立场与见地。同理，“心理危机”也是一个语言碎片。
那么，为什么有多起官员自杀？什么是事情的“真相”？ “心理不健康”背后有没有什么没觉察的“真相”？
要思考这个问题，这里仅从人的文化境界入手来进行探讨。
存在主义与文化境界
一战后以“存在先于本质”的西方存在主义指出：“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
存在的确先于本质。东方的老子，古时候就写了关于存在的《道德经》。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他所描述的道，是中庸的，是客观的，是一种存在。
虽然，东西方存在主义都公认“存在先于本质”，但它们走的路却并不相同，或者说它们的文化境界不一样。
人类社会的文化至少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自然界本就存在的文化，它不需要人类的语言文字进行描述，归纳总结、逻辑推理；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的文化。如果说人类要效法自然界的道或文化，以自然界的规律为尊，这样的文化思想称为自然文化境界，那么人类文化境界指的就是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可以“人定胜天”，可以按人类的意愿改造自然这样的文化思想。
老子属于自然文化境界。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东方的文化，遵从天道，以自然为遵。东方的文化境界，应是自然文化境界，所以东方讲天人合一，讲感应，讲心，讲道；而西方的文化，以人权为尊，讲究的是实证，讲依据，讲科学，讲大脑对自然的反应，这是以人类的观点审视自然，应是人类文化境界。比如，自然界中未能被科学证明的称伪科学，这显然是人类文化境界的做为，一切按人类的标准来定义自然界。
道法自然，指的是人类社会的道先要效法自然的道，因为自然的道要远远先于人类的道。比如，地球的年龄已经有46亿年，人类出现才只有300多万年前。但人类出现后的300多万年，已经面临全球变暖、淡水危机、能源危机，大量物种灭绝等等。还有最近新出来的超级病毒或超级细菌，它所反应的算不算人类免疫力的危机，尚无定论。由此种种，人类绝对不是地球的主宰，因为人类是如此地为所欲为，不计后果，只考虑人类的最大利益，并不考虑长久的子孙后代的发展，不考虑全球生物的存亡……人类充其量只能算是地球的托管者，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托管者。
上述种种，说明不同的文化境界，对人类的影响，对自然界的影响是不同的。东方讲平衡、讲中庸，讲人要尊从“天道”，讲敬畏自然；西方讲实用、讲实效，讲改造自然。中国，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传统文化的传承逐渐出现断层，“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人类文化境界逐渐占据主流，东方原有的自然文化境界正在向西方原有的人类文化境界靠拢；而经过对人类社会发展中新问题的反思，西方原有的人类文化境界正在向东方原有的自然文化境界靠拢。比如，环保主义的斗士，往往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在人类文化境界下产生的存在主义，只是人类社会中的存在主义。比如，从“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等等字里行间中，找不到自然界的影子，似乎自然界不存在，人是以“我”为尊的，是可以为所欲为的，人权是至高无上的。
与此存在主义密切相关的后现代主义经过反思，提出主体空位的思想，提倡主体消失，反人类中心主义，反个人主义的思潮，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境界上的反思。从人类文化境界中，后现代主义打破了二元论，反理性主义，认为“人消失”了。这些都有其正面的意义，只是如果“人”已死，价值依附何所？如果人类没有边界，那么对人类问题的反思，终将沦为虚无主义的境地。
以自然文化境界的后现代主义，也将因自然文化境界下的存在主义而导致不同的结局，虚无主义将不会存在。因为自然文化境界下的存在主义，人类是有边界的，有前提条件的，知道有需要敬畏的自然的道，因为在人类出现以前就有地球的存在，人类的和谐存在是以地球的和谐存在为前提的，所以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遵从自然的道。自然界，或地球因尊其道而长久，人类社会如果要象天地一样长久，也必须尊其道。
以自然的道为边界，所以自然文化境界下的后现代主义将不再虚无。
谈到边界，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的内涵，还需要讲讲老子的“常道”非“道”。
“常道”非“道”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解释，这些同样是个人意义上的解释，是关于“道”的碎片。
我的解释也是一些碎片。只不过，我还是试图用我的文字让人们去感悟老子的“道”，尽管我不确定我是否能把我想说的说明白，也不确定读者看到我所说的能否明白我想说的。语言文字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工具的完美与否，正确与否并不真的很重要，而且我所说的只是道一个侧面，只是道的一些碎片。
即便如此，还是希望能让大家多靠近一些老子。
要靠近老子，首先要以“道法自然”的思维，用自然文化境界去领悟老子。换句话说，就是从自然去感悟，而非从人类社会的逻辑推理、伦理道德、法律法规、科学原理等等去感悟，否则“道法自然”就要改成“道法人类”或“道法科学”了。
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年，人类存在才只有300多万年。细细体会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就会知道，人类其实很渺小。渺小到人类不存在，地球也照样转。
渺小的人类，什么时候开始说话，开始用语言交流呢？因为有了语言，有了人际间的交流，道才会被可道。
据考古推测（根据舌骨的出现），人类开始说话大约在 6万年前，折中处理一下，至少3万年前有了语言的交流。如果文字出现在5000年前，那么，人类至少有2万5000年的时间在感悟自然，在口口相传。
人类用2万5000年的时间去感悟自然，然后留下文字，再流传5000年到今天。我们不禁要反思，这些传承至今的“道”，一定非得用“科学的标杆”来“格物”一下吗？不管怎么说，科学只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用科学作为一种标尺来论证自然之道，这些是人类文化境界的产物。曾子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科学也应该持有这种态度，才能不断向前发展。
老子说，道是可以表述的，但它是非“常道”。
道包含了道理、规律等等，那么它是可以用语言、文字等来表述的，并且是需要表述出来的。因为并非人人都是老子，懂得“道法自然”；并非人人都是孔子讲的“生而知之”的圣人。孔子也只承认自己是一个“学而知之”者。可见，大多数常人都是“困而学之”者，是“后知后觉”的普通人，需要通过“传道授业解惑”才能成为达人，才能认识世界，了解人心。
如果把已经表述出来的，形成文字的，或者通过教育让普通人能看到或学习的道，叫常道。那么，这种常道是有前提条件的，或者说是有隐含条件的。就像每一条物理定律，都是有假设，有前提条件的。人际交流的语言，也有隐含的假设的，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并不会把隐含的假设说出来。隐含的假设进入了人的潜意识，而人际交流的是意识层面的知识或感受。
既然物理规律是有前提条件，语言的交流是有隐含的假设，这也说明了文字所表述的最多只是“道”或事物的一个侧面。正因为如此，科学才是不断发展的。人类不断认识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在不断完善对自然进行科学描述的过程。当人类的发现之旅进入到极微的电子或极宏大的宇宙，才会发现，原来世界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无法用任何确定的语言、文字或公式来描述或验证。如量子力学的不确定原理，宇宙的边界条件等等。
科学，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无限接近于“真相”的文字表述。因此，常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不是绝对的道，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正确的道，是有前提条件的道，它象数学曲线中的一条渐近线，无限接受那个“道”的边界：人类必须以地球和谐存在为前提，那么人类文化境界必须遵从自然文化境界。遵从“道”的边界，尽管人类文化需要确定性，有亦可循，有章可依，也必须以自然文化的不确定性，无为而无不为为最高指导。以此类推，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心理学，也是相对正确的；社会中的为官之道，同样是相对正确的，因为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境界下的产物。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之为大，因为人有心，心主神。《释文》说“心，或作道”就是这个意思。心之为大，那么描述人的思维、精神、意识等等的语言文字，就像科学一样，无限接近于“真相”，但永远不会等于“真相”。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不确定性，说语言是碎片的，与老子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当人们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解读他人，其实就是用自己的心去解读他人的心，他人的道。那么，其结果必然就是不确定的，任何语言文字可以表述出来的，都只在无限接近于“真相”但并不等于“真相”。对于官员自杀的各种解释版本，何尝不是如此？
由此，人不必过于执着于具体的语言、文字或规则，正如存在主义说的：“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道德和灵魂都是人在生存中创造出来的；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如果此存在主义以“天道”，或“自然的道”为边界，它才会永远存在，后现代主义才不会支虚无。除非哪一天人类可以弃“污染至不可救药的地球”，“能源耗竭后的地球”而去！！！
既然道是不确定的，为什么还需要常道呢？
常道，只是在人类社会中，为了让常人、普通人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这个人类社会，认识人而准备的。常道是有边界的道，像物理规律有前提条件一样的，是相对的，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如人们已经认识到的“变化才是永恒不变”。人心从来就是不确定的，是变化着的，正因为如此，人心才能为之大。
老子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他的边界是“道法自然”，而非“道法人类”，“道法科学”，否则将会沦为虚无主义。人类如果没有边界，人将会变得私欲无边，唯利是图。仅仅依靠法律、法规、政策、道德是难以约束的。只有文化上升到自然文化境界，人类才会有边界。
人类社会奉行的“道德”也属于“常德”，常德必须以遵守“自然的德”为前提。自然的德与人类社会的德有何不同呢？具有什么样的德才能算得上是心理健康呢？
上德无德与心理健康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自然界的循环中，没有哪个物种会说自己有德，会居功（当然除了人类）。或者说万物从来没有“道德标准”这个概念。正如老子说的“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所以老子说“上德无德”。
下德，这自然是人类社会才有的德，只为只有人才会制定各种标准，形成文字。人类社会的确需要有一个道德标准，因为有很多常人。当人们凭自己的本性去做事，依然符合道，就有“率性之为道”的说法，这里性指的是人的天性。也就是说，人按天性去做事，即不带个人私欲时，就是上德。因为此时人的内心没有任何道德标准。而当人们按照制定的道德标准去执行，生怕别人说自己失德时，这就是下德。有记者问见义勇为的人，“你当时想到些什么？”很多人回答说“什么也没想”。这就是典型的以下德或以道德标准去衡量或评价上德的行为。
上德无德，就是佛教里讲的功德无量。当人们标榜自己做了什么有道德的事时，这是下德无德。比如，那些只愿在闪光灯下才做的慈善，是一种无德的慈善。特别想让别人知道的捐款，是一种无德的捐款。
有德无德，和心理健康有什么关系呢？上德无德，指的是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人的天性自发的行为，是一种不考虑结果的行为，是一种不在意别人评价的行为，换句话说，是心理健康人的行为。下德不失德，是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自己的行为，是出于人的禀性或习性的行为，是一种在意结果的行为，是一种在乎别人看法的行为，换句话说，在意他人的看法或事情的结果，就容易造成心理冲突或失衡。
举个例子来说，某A去为某B做一些公益或慈善活动，当某A被某B表示拒绝时，某A感觉受到伤害或委屈，这就是一种下德不失德的例子，心理学上讲，这是一种“假性利他”。“假利利他”指的是利他的终极原因是为了利己。因为他的内心有一个假设“人做公益应当受到好评，受到礼遇，或应当被别人接受……”又比如，某电视台组织名人或企业在闪光灯下进行捐款，就是典型的下德不失德的行为，让“舆论”成为一种所谓的“道德监督”，其出发点就是不道德的。这样的“捐款”不应叫“捐款”，应当称作“闪光灯下的‘摊派’”。社会上也存在不少类似的例子，比如某些单位名义上说的是“捐款”，却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统一在工资里扣除。这样形成的是一种“道德”假象，是一种“伪道德”。而“伪道德”的最大作用就是让人学会口是心非，弄虚作假，形成产生心理疾病的土壤。
类似的例子很多，人们都已经习惯用一种“不失德”的视角，去审视别人或自己的行为，虽然很多时候，内心并不情愿。这些都充分说明，抑郁的土壤已经生成。理所当然地，为官者，也脱不了用一种“不失德”的眼光看自己，或者被世人用“不失德”的标准去衡量，土壤已经存在，他们的心理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官员自杀，有人分析出这样的原因：
1、压力：“四座大山重压官员神经” ，如“官场激烈的职业竞争；对时代转型带来问责制度、网络监督等监督方式的不适应；官员个人情感与家庭问题处理不善；涉及腐败等等”。
2、心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心态要平和，心里要装着百姓”、“精神家园缺失”。
3、常态：“公务员600万，自杀率不到万分之一，不是共性现象。”
所谓压力，是因为要符合某种社会标准才会存在；所谓“为官者要心态平和 心里要装着百姓想着百姓”的说法，自然也是一种不失德的评判；所谓常态，“不是共性现象”的说法也脱不了社会的视角与眼光。当人的行为，和内心的意愿不一致时，心理冲突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
如果整个社会都在讲“不失德”，这正说明人的内心已经缺乏天性，人的个性已经被物欲和不良嗜好所侵蚀。
俗语说得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社会中，种什么文化，就会收获什么样的人性！宣扬逐利的文化，必然培养逐利的人群；宣扬追名的文化，必然滋生追名的人群；宣扬“指标”的文化，必然孕育造假的土壤！所以，心理学家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官员自杀，只是冰山一角。当人类提倡身体健康时，说明人类的免疫力已经低到一个可怕的地步！当人类追求心理健康时，说明人类的心灵已经没有边界，没有敬畏！当人类追求绿色产品，说明各类“催生”、“基因”的产品已经充满了整个世界！
人类会自发地寻求答案吗？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但自然界，在无奈地默默使用它的“话语权”：
SAS 敲响了警钟……
禽流感吹响了号角……
疯牛病迈开了步伐……
超级病毒或越级细菌探出了触角……
这其实就是不用语言、文字而存在的“道”，它比任何语言、文字都来得更深刻，更具振撼力！
为官者需要的方向、途径和榜样
在人类文化境界下的存在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人类正在反省：
人类是否是自然界的主宰？
世界是否以人类为中心？
问题的答案，需要从“道法自然”中去寻找，需要提升自然文化境界。不是从人类的物质文明中去寻找。《道德经》传承了五千年，仍然被世人奉为经典，就说明它存在的价值。物质的丰富，必然要求人的精神境界提高；欲望的极度开发，必然要求人的心灵极大丰富！
人类的和谐，必须以地球的和谐为前提和条件。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隐含条件，只是普通人都忘记了、忽视了！但为官者不能忘！！！提升为官者的文化境界至自然文化境界，是一个必须要反省的问题。有了边界就会知止，有了敬畏，就会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曾子所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心都能安了，何来抑郁？何来自杀？
为官者怎么向老子学呢？老子给出了方向，给出了途径，给出了榜样：
方向是“道法自然”。因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