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年自杀者28.7万人 自杀未遂者200万人 “少年维特”自杀之后，没有一个牧师愿意为他送葬。因为在基督教的欧洲，自杀被看做是一种亵神的行为，表明自杀者对神失去信心。宗教解释者也认为，人的身体是神的殿堂，自杀者是对神殿的摧毁。 而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自杀被看做是与社会主义事业公然对抗的反革命行为，不堪凌辱的老舍在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后，尸骨无存，家人只得到“组织”上的一道死亡证明：“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今天，自杀者已经不必担心死后继续被神权或政权追究和迫害，但至少在中国，自杀和自杀现象同样也不被官方和社会主流所关注。但不能不令人担忧的是，自杀已经成为一个正在蔓延的社会疾瘤，每年自杀者达到28.7万人。 生命应该被尊重、被维护，这应该是人类社会的一条起码的伦理底线。5月4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发表广播讲话，对自杀现象的严重表示痛心，劝导本国的意图自杀者正视人生：“以死的决心生存下来，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呢？” 而在中国，一场对生命的维护行动正由一群普通志愿者默无声息地发起。 与国外比较完善的自杀干预机制相比，国内热线行动上强制抢救机制并未建立。这在张纯的救援经历中有所体现，由于当事人信息的模糊性，除了苏州、南京等和张纯建立了相对密切联系的地方外，大部分派出所都拒绝出警。 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的自杀预防工作缺乏一个全国性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研究和实施工作，同时政府也缺乏对这方面的财政支持。他们呼吁，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自杀干预机制。 目前，包括南京、武汉等地在内，中国建立了数十个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不过，这种联动机制尚未建立，在救援的程序上也不尽相同，大家都是各自为政。 统计显示，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在全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 一台监视电话，一个驼铃，三个人，待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这里是中华自杀救援网的热线间。从2004年8月开通至2008年，接到了2400多个轻生者的求助电话，而接到电话的频率还在不断上升。 救援 2009年4月27日16：03，电话响了，担任主谈的张纯拿起了话筒，张是中华自杀救援网的负责人。 这是一位来自北京的男子，两个月前弟弟猝死后，他和父母陷入抑郁情绪无法解脱。 按照既定的程序，张纯第一步就是对当事人心理状况进行风险评估，评估内容是当事人现在处于哪个阶段，会不会很快采取自杀行为。 配合张纯的其他志愿者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等，都是心理学专业的大学生，通常，这样的志愿者也把这里的工作当做大学期间必要的实习。 北京的男子表示，他已经准备跳楼自杀。自杀方式的确定，意味着自杀行为随时都可能发生，情况显然比较危急了，张纯敲了下驼铃，启动“紧急救援程序”。 随后，一位负责监听电话的辅谈、另一位负责联络的联络员立即进入了屋子。 张纯设法套出男子的个人信息，以联系上男子的亲属、单位、公安机关（通称为当事人“社会支持系统”）进行营救。 三位工作人员都非常紧张，该男子显然已经做好了周密的准备，属于自杀心理的第三阶段。 按照中华自杀救援网总负责人张纯的划分，自杀心理状况可以分为想法、说法、做法三个阶段。 想法是指自杀只存在于思想里，根据中华自杀救援网连续多年的调查显示，平均46.3%的人员曾经产生过自杀念头，这种自杀念头随着形势的转变、自己的克服以及周围人员的开导，大部分都能够解脱。 第二个阶段为说法。在这一阶段，自杀念头已经比较坚定，自杀人员对自杀的兴趣增加，会不时跟周围熟人提起自杀话题，讨论自杀方式等。 第三个阶段为做法。到这个阶段，自杀者已经开始确定自杀方式，对自杀地点开始选择，并交代后事等。 中华自杀救援网对救助电话进行了样本分析，来电的都处于第二、第三阶段，尤其是处于第三阶段的人员为高危人群。 张纯要做的就是一直用电话牵制住自杀者，他要保证，他前后两句话之间的间隔不能超过14秒，防止自杀者突然实施酝酿已久的自杀行为。 而辅谈则及时整理信息，传递给联络员。张纯在随后的谈话中得知，这位男子为北京某大学硕士研究生，他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曾经到过学校进行心理救援，不过并未得到有效的帮助。 旁边的联络员迅速联系该大学。不过，遗憾的是，直到第14个电话，才有一位负责后勤的马姓老太太愿意帮助他们营救该男子。而之前的13个电话，包括保卫处、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都以“不属于本部门职责”为由拒绝了他们的求救电话。 一直到五点多，大学都该下班了，这位热心的马老太太才联系上该男子的生活辅导员。为了预防万一，张纯准备报警。 大概在六点左右，联络员终于联络上了学校所在辖区的派出所，他的辅导员也开始到位，救助告一段落。 来路 张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自杀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张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88年和1989年，他的两位同事相继自杀，张纯受到了强烈刺激，但带给他更大刺激的，是诗人海子的自杀。 1989年3月26日凌晨，25岁的海子躺在山海关外的一条铁轨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种自杀甚至笼罩上了诗意的光环：作为工业化标志的火车碾碎了田园诗人的梦境。没有人忍心指责他不健康的生命观，他的自杀被贴上为文学、为理想、为社会殉道的标签，这个时候也恰恰是社会对自杀者逐渐减少歧视的开始。 张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开始关注自杀学研究，他注意到了国内自杀现象的认识大概分为四个阶段。 从文革时期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自杀行为被认为是反社会和反革命行为。小学和中学的教科书里，自杀行为被当做资本主义的顽疾之一，来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法避免的先天性缺陷性。 第二个时期的开端者则是南京脑科医院的精神病学专家翟书涛。1985年，他率先在国内开展危机干预和自杀预防的工作，并被国际自杀协会授予“爱尔温润格”奖。他第一次提出了自杀是一种疾病的学说，认为自杀是一种神经疾病。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热衷科学研究，翟第一次从医学的角度来解释自杀行为，从此，自杀的溯源脱离政治，回归个体。”张纯回忆说。 第三个时期则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的心理学研究开始起步，此后，自杀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疾病。 不过，张纯认为，他所在的中华自杀救援网的自杀理论基础，是对心理学自杀说的一种推进，就是自杀的环境说。他们认为，自杀是环境引起心境的变化，而后导致了心理的不正常，最终导致了自杀行为的产生。 这样的自杀理论来源于张纯的工作经历。 他曾经接待过一个农村妇女，这位妇女跟丈夫吵架后，准备投江自杀，后被志愿者劝阻开导后，这位妇女表示要好好回家过日子。不料，她刚一回家，就被丈夫打了一顿，她再次投江自杀。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案例后，就开始了反思，如果把妇女自杀归结为心理问题，显然就不切实际地忽略了她丈夫的因素。”张纯认为，如果仅仅把自杀归因为个体的心理问题，那么干预就起不到效果。 中华自杀救援网的求助者中，八成为女性，八成女性因为感情受创选择轻生。“感情本身就存在着和他人的互动，也是环境的一种存在形式。”张解释说。 正是在这种应用性很强的理论的指导下，如今中华自杀救援网走的是社工模式，然而，这种模式似乎也在面临着救援能否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质疑。 争执 张纯把自己的救援体系定义为社工模式，大量的非专业人员参与自杀的干预救援。 2003年，教育部下文《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要求各地加强青少年辅导，南京市政府找到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等专家，在2004年组建了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 参与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建设的张纯等人，前后成立了中华自杀救援网，开通了自杀干预救援热线。由于政府拨付的经费比较少，这也让大量志愿者参与自杀干预的社工模式成为必然，如今，这个志愿者队伍发展到3000多人。 网友吉姆尼就是其中一位，5月19日晚上，她为了援助一位自杀者，熬了一个通宵。 19日下午五点多，吉姆尼在西祠胡同的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版块看到一位姑娘因感情受创，准备自杀。这个版块也是志愿者的两个网络救援据点之一，另一个就是中华自杀救援网。 这个姑娘是第一次发帖，并未留下相关个人信息。情况危机，吉姆尼赶紧向张纯报告情况，并商量了对策。 吉姆尼开始给这位姑娘发留言，由于不知姑娘何时上线，她保持在线状态等了一夜。与此同时，另一个名为“永恒的情”的热心网民开始通过帖子透露的QQ信息搜索这位姑娘的信息。 直到第二天，“永恒的情”终于找到了姑娘的男友，并劝说他透露姑娘的相关信息，姑娘是一家医院的护士。吉姆尼随后联系了这家医院，得知姑娘下午五点会去值班，她跑到医院看了一下，发现姑娘按时上了班，“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 如今，像吉姆尼一样的志愿者有3000多人，不过大部分都是非专业人士，吉姆尼是一位医生，“永恒的情”则是司机，“干什么的都有，很多都不是专业人士。” 张纯说，来来往往的几千名志愿者大部分都是非专业人士，真正坚持下来的专业人士只有4人，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的心理学教师。 从头至尾，那位姑娘也不知道吉姆尼曾经去医院看过她，曾经搜索过她的信息，“我们不想给她压力。”这种坚决不回访的机制和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做法并不相同，“现在对如何救援并没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的科学方法。” 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基于一个现实，至少到目前为止，自杀常常被作为负面的案例。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中华自杀救援网有一个规定，他们从来不对求助者进行回访，“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救援了多少人，我只知道我们的救援可能暂时阻止了自杀行为的发生。” 这跟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的做法不同，后者隶属于中国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回龙观医院，在张纯看来，其运营的理论基础是医学性的。 记者在拨打北京中心热线电话的时候，虽然表明了记者身份，接打热线的女士还是坚持要求记者留下个人信息。 类似的争执还包括对轻生者来电之后的干预。张纯认为，应该让自杀者尽量遗忘自杀经历，不过，北京则组织了一个自杀亲友团，这里的团员包括曾经有过自杀未遂者和自杀者的亲属，其理论基础是，自杀者家属常常怀有无法释怀的内疚感和无价值感，这种尴尬的感觉无法和熟人分担，而专业人员也无法从感情上与其产生共鸣，所以北京中心认为这样的组织是必要的。 张纯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自杀未遂者都有道德洁癖，通常会把自己或者他人行为无限放大。他所接触到的自杀者，都把自杀当做一种非常唯美的行为，“他们认为自杀对亲友、对社会都是有好处的，他的自杀是成全了社会的需要。” 也正因这种道德洁癖，接到回访电话的自杀未遂者将再次产生道德负疚感，他受到一种暗示：“你不是说要死吗，怎么没死呢？”张纯担心这样的回访会让自杀者的心理防线再次沦陷。 “大家还是各干各的，还没有特别统一的规范。”张纯说。 困境 “以后注意点，不要随便拨打110。” 4月27日，张纯被北京的警察骂了一顿。 由于辅导员一直无法到位，张纯让联络员赶紧报警，警察赶到之后，接到电话的自杀者表示，他并不准备自杀。 警察随后就打电话教训了张纯一番。实际上，这样的误会并非第一次发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肯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这样的误会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他更担心的是轻生者受到伤害。按照中华自杀救援网的救援法则，对求助者的信息必须遵守保密原则，不过，当求助者已经处于开始准备实施自杀行为的高危阶段时，这种保密原则的例外——保全生命程序就启动了，“保全生命是最高追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把他的信息告诉当事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警察来电15分钟后，求助的研究生打来了电话，电话中嚎啕大哭，“你们不是答应保密吗，为什么要告诉警察？” 对此，张纯很无奈，他之前曾多次嘱咐警察不要直接跟轻生者联系，以免后者受到强烈刺激，没有自杀干预经验的警察最终还是犯了大忌。但是如果他不把信息告诉警察，警察可能因为信息模糊不出警，“我很内疚，也很矛盾，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受了刺激的研究生怎么样了。” 实际上，这样的困惑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2008年一天上午，他们接到一个来自广东的电话，一位女学生因为对学校管理不适应，产生了强烈的厌世念头。这个女大学生一直不愿意透露任何个人信息。 后来，张纯通过交谈，提炼了女生个人信息的关键词：韶关籍人士、曾做过心理辅导、学校封闭式管理等，联系广东某市教育局请求协助，教育局断然拒绝了张纯的请求。而后，张纯经过分析，认为这位女生可能为某司法干警学校学生，当天下午三点，联系到了学校，希望学校对女生的情况密切关注。 不过，张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学校就叫来了女生的父母，劝其退学。后来这位女生来电质问张纯，为什么要公开信息，认为张纯伤害了她。 “可能学校是怕承担责任吧。”张纯说，他再也没有接到过女生的电话，“学校对其劝退是变本加厉地刺激她，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这样的刺激不断累积，张纯的心理状况不免受到影响，他每年都有那么几次，关上手机，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开车，“那种无法排遣的绝望感和无助感。”一度，张纯担心自己的心理也不够坚强，他甚至也产生了厌世情绪。 类似的误会还不是最痛苦的，让张纯最痛苦的是救援失败。2008年3月，他曾经接到过一个救助电话，不过，来电的女士对救援很抵抗，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张纯无法联系上当事人“社会支持系统”的联系方式，第二天，这位当事人朋友给张纯发来了短信，告知“她自杀了”。 “面对生命，我们真的有许多的无奈……我们很失败，我们很难过。”张纯在随后的救援日记中写道。实际上，大部分的社工并没有系统学过心理学，他们更容易受到当事人悲观情绪的影响，“我们现在有几个督导，专门负责对志愿者的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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