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地,本名余新进,1977年生,现年30岁,湖北宜都人,2007年10月4日在昆明家中自杀身亡。
今日(10月10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精神卫生日”,2007年我国“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主题为“提倡心理咨询 促进精神健康”。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心理卫生问题业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难题,抑郁症、精神分裂、青少年行为障碍……这些曾经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恐怖的疾病,像梦魇一样纠缠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
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心理卫生问题,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建议每一位读者都能深深反省一下自我的内心,并将目光投射在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用一种极端的方式选择自我的轮回,选择抛下一切世俗的喧嚣,在这个世界灰飞烟灭。他们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却给身边人留下无限哀痛和懊悔。“其实,只要旁人多一些细心,大多数悲剧都可以得到终结。”昨日,湖北省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陈振华表示,有自杀倾向的人在自杀前,都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心理挣扎,如果旁人能对他们多一些关心和帮助,就可以适时挽救。此外,他表示,抑郁症患者、慢性疾病患者、物质滥用者、人格障碍者和大学生、高压状态下的白领等,都是自杀的高危群体。
对信念的绝望还是逃避生活?
10月4日凌晨,长居云南昆明梁源三区的湖北籍年轻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身亡。自杀后,他留下一对不满3个月的双胞胎儿子和一个身患重症的妻子。在天涯论坛上,无数网友声讨余地,认为他自杀的行为极其自私和懦弱,然而事情真的是人们指责的那样吗?
对信念的绝望
“诗人自杀表明他自己过去的信念之间的关系已经彻底决裂了。”“诗人的自杀都表现出对某种价值和意义的真实的绝望形式。”(出自刘小枫著作《拯救与逍遥》绪论)在我国,对于诗人这一群体自杀行为的研究,早从海子时代就已开始,大部分学者认为,诗人这一群体的自杀行为,不同于普通群体的自杀。
专家意见:逃避型自杀
据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刘连忠副主任医师称。“凡诗人多少有一些抑郁倾向,他们比一般人心绪更加敏感,但也往往因此容易陷入自我世界与外界脱离,也更容易忽略自我在现实社会中的责任和角色。”
刘连忠表示,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个人经历,在这些自杀事件中,也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据刘连忠介绍,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正遭遇着一些比较强的应激事件,如失业、妻子重病、工作的不稳定性等,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来自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多少会带给他强烈的心理冲击和挣扎。而媒体报道中,他的妻子这样评价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都不和别人说。”“他事业上一直不得志。”这些因素应该都是导致他最后选择用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重要原因。
当生活和自己的理想产生冲突,很多人就会选择逃避。”刘连忠最后表示,余地的自杀,可能就是一种逃避。
好好活着是最好的纪念
有些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毫无眷念地走了,这个时候,那些还留下世界上的人们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据刘连忠表示,当一个人选择以自杀这种特殊的方式死亡,带给他身边那些亲人的冲击是极为强烈的,留下来的人不仅要面对失去亲人带来的痛苦,更要承受来自现实生活中的更大压力,倘若处理不当,很容易发生另一场悲剧。
刘说,一旦亲人选择自杀身亡,极易产生心理不适,有的人甚至深深纠缠于“为什么要我来承受这些”之中,找不到出口,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实际上,每个生命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其合理性,应该获得尊重。对于仍然活着的人们来说,好好活着,就是对逝去亲人和生命的最好纪念了。
专家的话
高压、抑郁是自杀群体的心理梦魇
据陈振华医师称,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常见自杀事件见诸媒体,从心理医学角度而言,自杀群体的分类一直存在一些争议,一般而言可分为正常自杀和病态自杀,但究其根底,都应属于病态自杀的范畴。
陈振华表示,抑郁症患者应是自杀的最高危人群,有数据表示,抑郁症患者的终身自杀率可高达15%。而城市生活中,那些承受着巨大工作生活压力的白领,也是有自杀倾向的高危群体,职位越高的白领,越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从而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
除了抑郁症患者和高层白领,那些物质成瘾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慢性疾病患者、人格障碍者,如吸毒人员、滥用酒精人员、癌症患者等同样是自杀高危人群。此外,大学生在城市自杀人群构成中,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导致其自杀行为发生的因素多源于适应性障碍、情感生活问题、学业发展问题及就业发展问题。
“绝情电话”是欲自杀者的标签
“打算自杀的人,在实施自杀前都会有一系列的心理行为反应,绝情电话是其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陈振华表示,许多人认为那些选择自杀的人在自杀前是没有任何征兆的,其实不然,自杀者从产生自杀的念头到真正实施自杀行为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决意阶段、自杀准备时期和自杀实施阶段。
当一个人在遇到某些应激事件或长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时,就会产生自杀的念头,其实每个人在生命中不同的阶段,都会不经意出现轻生的念头,只是意志异常坚定的人,更容易真正实施自杀行为。
当自杀念头在脑海中盘旋不去,当事人便会进入自杀准备时期,这段时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主要看欲自杀者选择的自杀方式,比如,那些选择服安眠药自杀的人,可能就需要较长时间获得足够量的药剂。准备时期过后,就到了自杀的真正实施阶段。
“一旦进入自杀的实施阶段,便很难再预防和改变当事人的自杀行为,因此,前面两个阶段的干预异常重要。”陈振华称,自杀者在进行自杀准备期间,大多会表现出极其焦虑和紧张的精神状态,或者常常注意力不集中,目光呆滞,有的人甚至坐车都会坐过站。此外,“绝情电话”几乎是所有自杀者在自杀前都会做的工作,如果有亲人或朋友异常打电话或当面留言,告诫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等,就需警惕其是否会有自杀行为,如果进入实施阶段,当事人表现会比正常时期更为正常,一般人辨别不出。晚上8点到10点,早上9点到11点是自杀的高峰时期,陈振华最后提醒。
机构干预缺位下重亲人干预
“对于自杀者而言,危机干预是最为重要的环节。但武汉市,乃至全国目前都缺乏这样的正规机构。”昨日,多位心理专家表示,关注过少、干预不够,是导致当前自杀现象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之一。
昨日,经上网查询,记者得知在武汉有一所名为武汉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正规危机干预机构,但记者拨打其联系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致电武汉多家心理援助机构,询问是否有帮助自杀倾向人群的危机干预机构,均被告知因种种因素暂时没有成立相关机构。
种种因素指什么呢?据武汉市优抚医院心理科主任霍云翔称,经费原因大概是成立正规危机干预机构的主要障碍。他称,危机干预和一般的心理咨询不同,它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有专人对当事人进行全程关注和辅导。
曾经在国内出现过一些民间危机干预机构,均中途夭折,现在最为著名的,是南京危机干预中心,在武汉暂时没有听说。而武汉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刘连忠也表示,目前在武汉只听说警方110有类似的危机干预机构。
“从社会角度而言,应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如成立专业干预机构,从家庭角度而言,亲人、朋友的干预和关心显得异常重要,而从个人角度而言,当内心出现困惑痛苦时,应适时寻求帮助。”心理专家们最后呼吁,自杀倾向的出现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当事者培养良好心态,更需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