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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基因和性格——性格心理学六

男女特征上的差异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这种理论,是更大的一种理论,即,性格是天生的这种理论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有两个相关的版本,一种版本是,个人的身体特征影响性格,另一个版本是,性格由具体的基因或者某些基因的相互影响决定的。

第一个版本几乎与心理学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加伦的性格体液理论是其古老版本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相面学,这个观点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代都有人相信,即人体的特征和面相都伴有相关的性格特征。在成千上万的例子当中,有这么一个例子: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乔史说严肃古板的的教士(学者)“不那么肥,”可是“空心的”,而结过多次婚、俗气的“巴思的寡妇”也是一张“阔”脸,“面色红润”,而且“齿大如门”(齿间有缝,按照面相学来说就隐含着大胆和色欲旺盛),那位俗不可耐的米勒则是胖如肥虎,一脸棕色,骨架硕大,鼻大如盖,黑孔阔绰。

本世纪初年,身体-性格理论一直是戴着科学的面罩的,当时,厄恩斯特·克雷奇默(1888一1964)这位曾在德国南部数所精神病院从业多年的德国精神病专家宣称,他已经发现病人的身体和他的性格及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联系。他说,一些四肢短小、面孔呈圆形、矮胖健硕的人,他们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要么兴高采烈,要么极度沮丧;这是些癫狂与抑郁交替发作的人。那些四肢长、面容瘦和矮小身材的人倾向于内向、害羞、冷淡和反(社会)。他们是些分裂症的患者。那些四肢平衡、肌肉结实有力、进取型和欢乐的人,他们有其它一些精神毛病。

克雷奇默相信,身体外形和性格类型或者精神状态都是由荷尔蒙分泌造成的。他的理论发表在1921年的《体格与性格》杂志上,当时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并得到好评,因为它好象是对古老传统给予了科学的支持。可是,其它科学家在他的理论里挑出了毛病。他们说,许多人并不能干干净净地容纳在三个类别中的任何一个里——短小,肥胖的人所具有的性格常常是瘦长的人应该具有的,而瘦长的人常常表现出运动员的性格。另外,克雷奇默的举例也是有失偏颇的。住院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平均比住院的癫狂抑郁病人年轻些,光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他在身体脂肪分布中找到的很多不同。

可是,这种身体-类型的思想的确是吸引人的,而且很快就有了一位在科学上精力更充沛的新同伴,即哈佛的医生和心理学家威廉·谢尔登(1899-1977)。克雷奇默的书以英文出版后不久,谢尔登开始了一项“体别”研究(身体类型),而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身体尺寸和正常人性格的数据。(在他的晚年,他把自己的研究扩展到了精神病人和少年罪犯的研究。)

作为一位研究人员,谢尔登殚精厉竭,刻苦进取:他拍摄了不下4000幅男性大学生的裸体照片,并记录下了他们主要的身体尺寸。从这些大量的数据里,他得出结论说,共有三种基本的人体类型,跟克雷奇默的差不太多:ENDOMORPH型,即轻柔、圆形和丰满的人;ESOMORPH,即硬郎、方阔、大骨结和肌肉丰富的人;还有ECTOMORPH,即高挑、瘦削和头颅大的人。他相信,这些类型代表最早在胚胎中就开始产生差异的三层细胞中的一种或另一种的特别的发育:ENDODERM,这种细胞中会产生消化道和内脏器官;MESODERM,这里会形成骨骼和肌肉;还有ECTODERM,神经系统是从这里产生的。

为了显示性格特征与这些体型的相互关系,谢尔登对他的200名受试者进行了性格测试,并且在数年时间内根据广泛的面谈和他自己对行为的观察积累了大量其它的特性数据。他发现,如他自己所料,具有特色的特征模式与每一种体格类型相联系。矮小圆滚的ENDOMORPH型通常是社会型的,他们放得开,健谈而且喜欢奢侈的生活;平衡发展的MESOMORPH是些精力旺盛,言行果决,勇敢无畏,乐观向上和喜欢运动的人;而高挑瘦削的ECTOMORPH则是内向、害羞、高智商、受约束和不善交际的人。谢尔登推断说,是基因决定哪种类型在胚胎发育时多加成长,因而,也决定这个人将要表现出来的性格模式。

他的主要作品是在上世纪40年代发表的,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和学术兴趣。可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发现,谢尔登的类型学流于肤浅,而且他的研究方法也是有错误的:他对于受试者的社会经济背景注意甚少,尽管一个穷人家的小孩子很难说会长成一个肥胖和乐天的ENDOMORPH,或者,一个有钱有势的小孩子会变成一个羞答答的、智力超群的ECTOMORPH。心理学家们对其极高的相关性尤为狐疑——+.79至十.83——这是谢尔登所报告的三种体格类型与其相关性格类型的相关度。到这种程度的相关度在心理学上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大多数现象都有多重因素造成,这使人们想到,其基本的研究设计一定存在着漏洞。而且,也的确存在着一个漏洞。我们引用一位显耀的权威人士加德纳·林塞的话来说:

要全面地研讨为什么会观察到如此多的协同变化,就必须考虑好几方面的因素,可是,对于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来说,这个解释只好象是在撒谎,因为事实上,谢尔登本人在执行两套标准。结果,人们可以推论,谢尔登在这个领域里以前隐性的信仰或者期盼导致他以一种同样的方式来额定身体和性情两方面的东西,而不管实际上存在的现实情况如何。

支持谢尔登观点的人后来寻求各种方式来弥补他这方面的开足;他们把从照片当中得来的身体类型拿去让从未见过这些人的评定者去评定,而让性格评价由从问卷数据而不是从面谈中抽出的评定人来进行。这些研究确立了谢尔登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的联系,可是,其相关性却小得多。可是,哪怕就是这些数据也不一定能在身体类型和性格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是间接的,社会性的。因为人们一般会认为肌肉发达的人会成为领导人,而软弱瘦小的人会避开身体竞争并依靠其大脑,因此,孩子们在感知到成人希望他们成为怎样的人之后,会相应地按要求作出自己的言行。

尽管体格理论吸引了不少注意力并在上世纪50年代引发了大量研究,可是,对它的大量批评,再加上这个理论属于遗传继承型的理论因而与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精神相矛盾,使它的影响随时日消隐了。到上世纪60年代,按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史专家厄恩斯特·希尔加德的说法,它几乎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可是,性格天生的更强有力证据,或者至少是一种向着一个模式或者另一个模式发展的预先想法还是继续有自己的市场的。

到上世纪40年代,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精神病专家亚历山特·托马斯和斯特拉·切斯开始在婴儿和小孩子中进行个人禀性差异的研究。(“禀性”是性格的一部分,它是一个人面对刺激和不同情形时具有特色的情绪反应方式。)托马斯和切斯收集婴儿从出生时起的行为数据,一部分是通过个人观察,一部分是向父母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婴儿第一次洗澡,或者吃第一口麦片时的反应。他们发现了一些每一个不只生过一个孩子的母亲都知道的东西的证据,即,婴儿从出生的第一个小时起就有了禀性的不同。

几年的研究之后,托马斯和切斯分别了生命最初状态下就很明显的九类差异。一些婴儿比别的活泼些,有些婴儿进食、睡眠和排泄较有规则的节奏,而另一些却不规则或者无法预测;有些婴儿喜欢任何新的东西(他们吃第一口东西时对勺子作狼吞虎咽状),而另一些则不然,(他们会把食物吐出来);有些更快地适应环境变化,而另一些则对其生活周期的改变闷闷不乐。有些对刺激反应强烈,不是大笑就是狂嚎,另外一些则是微笑或者小声地哭;有些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兴的,而另一些则郁郁寡欢。有些婴儿好像对每个地点、声音和碰触都很清醒,而另外一些则只对某些刺激有反应,对别的则置之不理。有些婴儿在不舒适的时候会很容易地岔开,而另外一些则专注不放。有些婴儿的注意力很广,可以跟一个玩具玩很长的时间,而另外一些则从一个活动到另一个活动之间快速地转移。

总起来说,托马斯和切斯发现,约有三分之二的婴儿在生命早期即表现出明显的禀性。十分之四的婴儿是“轻松的”(平和,易适应),四分之一是“困难的”(容易发怒,很难哄好),六分之一是“热身很慢”(有轻微的糊里糊涂或者稍有领悟力,但对人或者事物很容易习惯)。

在托马斯和切斯观察一些孩子长成近成 人的时候,他们在开始阶段对婴儿在儿童期间和少年期间保持不变的禀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们更为仔细的发现引导他们得出更合格的结论。这些基本的禀性经常因为一些大的事件而有一些变化,如严重的车祸或者疾病,或者因为环境的变化如一位父母去世,或者家庭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是,如果没有这些事件或者环境的变化,生命早期的禀性风格基本就是成年时期的风格。

行为基因学的研究当中得出了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性格有一部分是由天性决定的。这个稍稍游离于心理学主流之外的专业主要是研究基因对心理特征的影响的。其主要的咨询方法是由高尔顿发起的,这个方法是要察看基因程度不同而又彼此相关的一些人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精神能力、性格和成就。直系表亲百万基因当中有八分之一的基因相同,同胞兄弟有一半相同,而双胞胎全部相同。如果基因对心理发展有影响,则两个人的基因关系越近,其心理学上的类同性则越相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进行的浩如烟海的研究证明,这种情况是真实的。有些研究还证明,基因关系越近,其精神健康或者疾病的种类越相像。其它一些人还发现,总的智力水平和特殊的精神能力也是这样的。在过去的15年当中,一些基因学家和心理学家还发现,基因关系越近,个人之间的性格也越近。

有些性格研究是以对同胞兄弟或者双胞胎的特征相互关系的分析为基础的。同样的,双胞胎比同胞兄弟更为相像。尽管如此,如果他们是在同一个家庭一起养大的,这样的证据还是不甚理想,因为他们在整个过程中有同样的或者非常近似的环境影响(双胞胎特别是如此,因为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因为这个原因,最好的数据——不过也是最难获取的数据,因为例子是如此稀少——却是应该来自一出生或出生不久就分开来并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家庭里养大的双胞胎,这样的话,环境至少就会有所不同。

想一想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这两位双胞胎的情况吧,他们1940年出生后刚一个月就分开了,并在俄亥俄州相距45英里的不同的两个家庭里养大。1979年以前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当时他们已经有39岁了。他们在这年相会了,可并不是碰巧。他们一直被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答双胞胎及收养研究中心的主持人托马斯·布查德教授所追踪,他在进行一项同胞兄弟和双胞胎兄弟分开哺养的研究。吉姆·刘易斯和吉姆·斯宾格除了服饰,在身体上是无法区别的,几乎所有的双胞胎都是这样的。尽管这样的相似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可是,更令人惊奇的是其它一些类似的地方。两个男人都娶了名叫贝蒂的女人做妻子,都大量抽SALEM烟,都开雪佛莱车,都咬指甲,都养了一条叫托依的狗。

听起来这像是某个作家为超级市场的那些小报杜撰的故事,这样的小报里满是一些荒唐怪事,比如说某某婴儿是由八旬老翁所生云云。可是,这个故事并非杜撰。当然,有些奇怪的巧合可能归因于这对双胞胎生活在同一个地区,另外一些则可能是碰巧。可更为重要的是由心理学测试列举出来的一些证据。布查德和他的研究小组让这对双胞胎通过了一系列性格测试,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特征分数几乎相等。

布查德和他的研究人员自1979年开始他们的工作以来,已经追踪了近80对同胎所生和33对同胞所生的孩子,他们都分开哺养(其案卷中*共有约8000对),并让每个同胎所生的孩子经过约50小时的广泛测试和面谈。为比较目的,他们对一系列同胎所生和同胞所生但是在一起哺养长大的孩子进行了同样的测试和面谈。对双胞胎对子和这些不同的组别中存在的相关性的统计分析,使研究小组得出结论,即性格当中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变化是由遗传所致。

(他们报告了同样令人吃惊的其它心理学变量的一些发现,包括总体智力水平、语言能力、社会态度、同性恋情况、物质滥用和甚至宗教兴趣。)

可是,行为基因学的其它一些研究却得出了更为谨慎的一些估计。奥斯丁德州大学的约翰·里林最近回顾了一系列双胞胎研究并发现,从整体上说,有证据证明遗传学的成分只占到性格变化中的百分之四十。还有一些研究是比较被收养的孩子与其养母和生母的,他们发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变量因素是要归结到遗传上去的(不过,有趣的是,收养的孩子与其生母而不是养母在性格上更为相像)。

这些数字并不是说,任何人的性格的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是由遗传影响的结果。变量因素是指任何特征或者任何特征组中的人们当中存在不同的范围。例如,布查德中心的数据表明,如果一组成人的高度从比方说4-7英尺不等,这个差别范围中的百分之九十是由于遗传带来的,百分之十是由环境造成的。同样,双胞胎研究的意思是,在任何人群组中的性格差别的范围中,有百分之二十五到五十是遗传所致。这可能解释美国人当中性格的差别为什么比一个人口的基因构成很相似的地方如日本更大些。

行为基因学的发现虽然令人瞩目,可并没有引起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的兴趣,其原因是,它们并不能提供对性格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也不能改善测试和评估的方法。更糟的是,它们打消了一种希望,即心理学可以改善人类生命的质量,鉴于性格的起源是遗传性的,它也不受父母或者社会影响、疗法或者任何其它可能的控制性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的心理学家,包括进行性格研究的心理学家,都对行为基因学要么采取怀疑的态度,要么认为其理论价值有用可没有实践价值。他们感觉到,真正重要的,是性格变异的其它部分——即性格可以加以影响的程度,不管是变坏或是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