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离婚率调查：6成少年犯来自离异家庭
民主与法制时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能实现这个愿望的人在逐年减少。
从1979年到2006年，全国以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之比来计算的离婚率，已从4.7%上升到20%；而上海同期则从5%上升到29%；北京、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也有大幅的增加。
此外，还有大量虽未离婚，但却不和睦甚至充满暴力的家庭，给其成员带来的身心伤害不亚于离婚。近年来频频曝光的情杀事件、毁容事件、青少年犯罪案件，已给人生安全与社会安定造成威胁。
“我国婚姻家庭的动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构成社会深层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引起民间及政府的重视。
“蛋壳”里的孩子
“父母离婚对孩子的震荡是很大的。”同仁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医师洪宝瑟表示，前来就诊的青少年当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离异家庭或者“病理家庭”。不和谐家庭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心理健康。
初夏时节，在洪宝瑟的诊室里，一个初中男孩却穿着毛背心怀里抱着保温瓶，身体缩成一团，面黄肌瘦。旁边站着他的母亲，母亲向大夫诉说着苦水，这孩子吃东西老吐，“不能吃凉的，不能吃硬的。吃西红柿不能吃皮，要不然会吐的；吃土豆只能吃土豆泥，吃土豆丝就会吐……”一大串“食谱”如蹦豆子一般从母亲嘴里蹦出来。
这个男孩叫小磊，因为呕吐，他已经休学两年。母亲带他去了不少医院，始终没查出来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小磊的消化系统没有一点异常。
两年前，小磊在一次书法比赛中获奖，并且有机会去日本交流。这一次，他的母亲没有随行。此前，班里组织春游之类的活动，母亲要么是全程陪同，要么就不让小磊参与，她恐怕儿子发生什么意外。
但这一次，母亲没在身边，小磊偏偏就发生了“意外”。来到日本，在东道主的安排下，中日小朋友共同去游乐园玩。尽管语言不通，两国的孩子们依然玩得很尽兴。过山车惊险刺激，看着其他同伴高高兴兴地坐了上去，小磊也跟着去了，他甚至都没想过害怕。然而，两三分钟的惊险旅程结束之后，小磊一踏上地面就开始呕吐。
回国后，小磊把他的“遭遇”从头到尾给母亲描述了一番。母亲就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开始四处求医，但小磊的呕吐症状却不见减轻。
洪宝瑟告诉记者：“他的呕吐是神经性呕吐，一紧张就会吐。”坐过山车呕吐是正常的生理反应，但却被这对母子过分夸大。
“如果这孩子不在单亲家庭里，在一个有阳刚之气的家庭里，或许不至于此。”洪宝瑟表示，他母亲是依赖性人格，这种性格慢慢就感染给了孩子。另外，小磊的父母离婚，使这个家庭失去了父亲的阳刚之气，母亲的阴柔之气在小磊身上就被“发扬光大”了。
离婚后，母亲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小磊身上。“她对孩子肯定是关心的，而且关怀得太精品化了。她通过爱的形式对孩子施加了控制。”洪宝瑟表示，不能把孩子放在自己设定的像蛋壳一样的亚文化里。在蛋壳里，孩子一切都很顺利；一旦出了这个蛋壳，他就到处碰钉子。
对于离异家庭的孩子和农村留守儿童，洪宝瑟认为他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受家庭的影响，他们的心态、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变化，他们的能力得不到发展。“有些活动他有能力去组织，但他退缩了。一开始是他自己内心的变化造成心理的退缩，后来逐渐边缘化了。他对社会的认知、操控能力都不行了。”
犯罪与不幸的童年
去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对100名少年犯的抽样调查显示，有近60%来自于离异家庭。
据天津社科院研究员关颖的一次关于“城市闲散未成年犯”的调查，少年犯中认为父母关系不好的占34.89%；而对照组的普通孩子中，只有9.9%的人认为父母关系不好。其次，少年犯中承认自己与父亲、母亲关系不好以及遭受暴力侵害者的比例，也大大高于普通的城市青少年。
“犯罪的孩子都有不幸的童年，他们的童年都是很坎坷的。”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尚秀云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
谈起离异家庭的子女容易犯罪的原因，她说，夫妻离异之前，他们的争吵、打骂对孩子的影响很大。孩子感受到的不是人间的温暖、和谐、友好，他感悟到的是人与人的反目为仇、冷漠无情、残忍、暴力。他感悟到这种情感，就会用这种情感对待他人、对待社会。
2002年北京“蓝极速”网吧事件中，25人丧生火海。纵火者是4个孩子，他们都来自离异家庭。其中，年龄最小的张某只有13岁，他的父亲是出租车司机，在外面作风不好，回到家就打他妈妈，逮着什么就拿什么打。有一次，妈妈一下子撞到电视机上，屏幕都被撞得粉碎。
“这几个孩子在学校就向同学要钱，谁要不给，他们就往死里打。同学们都特别怕他们，让谁带钱谁也不敢不带。”尚秀云说，后来这种恶习积累多了，他们就去放火。“这些孩子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因素，我认为父母是非常有责任的。”
这些因为父母离异而受心理疾病困扰甚至走向犯罪的孩子，他们的下一代会是怎样？尚秀云表示，这将会“恶性循环”。
洪宝瑟告诉记者，有很多离异家庭的孩子，到青春期时就追求性生活上的新潮。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出轨，他们的孩子则更容易在性生活上放纵自己。
而目前大学生同居者更是普遍，其中不乏“玩玩而已”者。“两人根本没打算结婚，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不对谁负责任。这就是家庭不负责任的世袭，在这种世袭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够组织一个家庭，对这个家庭一辈子负责？”洪宝瑟有些担忧，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一个家庭稳定了，社会才能稳定。
婚恋观的世袭则被一份报告印证。在一份题为《为什么婚姻重要——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的21个结论》的报告中，其中有一个结论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后来发生非婚生育和遭遇离婚的可能性高于完整家庭的孩子。”在美国，非婚生育和离婚好像遗传病一样代际传递。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女孩，比双亲而又稳定的家庭中长大的女孩做未婚妈妈的可能性高3倍；单亲家庭的孩子后来的离婚率也比普通孩子高两倍。
这份报告还指出，离婚和未婚生育增加了儿童及其母亲遭遇贫困的可能性。在美国，妇女、儿童的贫困率都较高，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婚生育和家庭破裂。据调查，在不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数人至少要在贫困线以下生活一年；离婚妇女中有1/5到1/3会遭遇贫困。
在我国，因离婚而遭遇贫困的现象与美国相比有过之而不及。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一筠对北京两个区法院诉讼离婚的100对有子女的中、青年夫妻的跟踪调查，发现85%的子女都由女方照顾。离婚5年之后，男方再婚的比例高达80%以上，而女方再婚比例只有22%。离异女性中，经济状况恶化的占65%，身患需治疗疾病的占20%。“单身母亲的身心健康及医疗保障，已成为又一个新增的妇女问题。”
根据北京红枫妇女心理服务中心近年的调查，74.4%的单亲母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困难。
“单身母亲的贫困化，已经构成了城市里的新增贫困群体，但并没有引起社会保障部门的重视。”陈一筠告诉记者，母亲抚养孩子，经济水平自然会下降。另外，有些男的会千方百计减少抚养费，这样以来女性生活困难的情况比较严重。而社会对单身母亲的就业歧视，则使她们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
不断升高的离婚率，户数的分离，给社会保障系统提出了挑战。“我们永远在谈保障、谈贫困，如果我们不去关注离婚问题的话，恐怕保障问题、贫困问题没办法解决。”陈一筠表示。
公共政策的缺失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升高，复婚率也逐年攀升。2006年，上海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妇有37394对，复婚数达4326对，与2005年3301对复婚数相比，增加了1025对。北京的复婚率也达到17%左右。
“复婚率的升高，一方面说明轻率离婚比例比较高，另一方面，一部分人认为离婚后的前景并不好。”陈一筠表示。有关调查显示，离婚者当中有一半是后悔的，如果当初慎重地考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因此婚姻家庭的辅导、教育便尤为重要。
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从青少年的恋前教育到大学生的婚前训练，以及成人教育中的恋人学校、夫妻课堂都很普及。美国佛罗里达州提出，在5年之内将离婚率降低5个百分点。其办法不是阻止离婚而增加痛苦的婚姻，而是通过婚前教育，增加幸福的婚姻，降低离婚的风险。美国佛罗里达州甚至在高中开设了恋爱教育和婚前准备课程。“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毫无措施，只由少数的群众组织在自发地举办零零星星的讲座，根本未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线。”
陈一筠介绍，在国外，有专门的部、局等政府机构来管理婚姻家庭事务。美国有“家庭与儿童福利部”“全国儿童专门委员会”等，英国有“家庭事务部”。在政府的统计部门，有关婚姻家庭的数据是重要的社会统计指标，也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而我国从未建立专门的政府部门来管理婚姻家庭事务，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找不到。
“婚姻家庭作为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政府给予的关注太少。作为一个科学信息传播与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方面，被各级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严重忽视。”陈一筠认为， “这种状况若不改变，人们对恋爱、婚姻、性及养育子女等问题的无知、误解、愚昧，将导致更多的婚姻家庭问题乃至悲剧。”
法律的漏洞
“我国没有《家庭法》，也没有专门的‘家事法庭’，现有的《婚姻法》有太多漏洞和不可操作之处，特别是关于离婚的放任太多，限制太少。”陈一筠介绍，在美国大多数州，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婚，都有专门的“家事法庭”来裁决，并且要求相当的等待期，从半年到十八个月，其间法庭要做一系列的审查和调解，甚至在必要时约请心理咨询师介入。法学专家认为，我国离婚登记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和认真关切未成年子女的权益，既没有要求协议离婚双方要征求子女的意见，表达子女的愿望，达成符合孩子最大利益的协议，也没有要求民事婚姻登记处对离婚协议进行合法的评估、审查和监督执行。
为此，夏吟兰教授建议修改我国目前的离婚登记与诉讼程序。她建议，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不适用“协议离婚”；有10周岁以上子女的，在“协议”和“诉讼”离婚前都必须让子女表达其真实的愿望，而且应当由登记部门认真审查协议的公平性；同时设定离婚考虑期，至少应为一个月。
而目前，我国离婚手续简单，办离婚证能够“立等可取”。而法院也成了守住婚姻的唯一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据了解，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的调撤率超过30%。法官胡建勇告诉记者：“审判时，对婚姻破裂慎之又慎。第一次上诉，我们通常不作判决，第二次第三次上诉时，才会考虑。”“很多问题不是法律能解决的事，尤其是感情的事，所以很多情况下还是要让他们把心结打开。尽量给他们做沟通、调解工作。这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有利于保护双方的利益，尤其是女方的利益。”
(注：文中小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