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的本质和起源，对于心理学家们来说一直都有着至高无尚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这个对理解人性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和行为差异作何解释？非专业的普通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极大的兴趣。对他们来说，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着极为重大意义的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去判断另一个人的性格，怎样了解他的一言一行呢？
很明显，人们所说的一些话并不是可靠的信息来源；人类在所有活着的物种当中是最能够撒谎的，他们的确也经常撒谎。人们同样也不能依靠他人的动作手势或者表现，因为人们会装假，一些人还装得极像。甚至他们的行为也不总是会显露真情的，因为人们可以欺骗，直到最后的关键时刻才暴露真正的自我。可是，不管那个人是谁——是我们打算嫁娶的也好，是可能买下我们的房产的也好；是我们敌国（或者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首领也罢——这个人真正喜欢什么，他或者她偏好于怎样的行为，我们能够就这些东西做一个准确的判断是最为重要的，其它的都没有这些有价值。
有鉴于这样一些原因，性格的研究在整个有记录的历史当中一直是哲学家和普通人最感兴趣的，它也是过去几十年来现代心理学最为重要的领域之一。
已知最早的一些性格评价活动，主要还是依赖于占星术这门伪科学的。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巴比伦的占星士们就已经在根据行星的位置来预测战争和自然灾害了，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占星士们就依据这些数据来解释性格并预测顾客的未来。在一个科学幼稚的时代，一个人出生的时候行星所处的位置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命运，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奇怪的是，到现在，现代天文学和行为科学已经表明这是迷信的无稽之谈，可这种观点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早先提到过的相面，却是另外一种号称能挖掘隐藏性格的假把戏。跟占星术不一样的是，脸部特征是人的内心线索这个说法，在心理学上是有一些根据的，我们的长相与我们对自己的感觉当然是起一种作用的。可是，希波克拉底、毕达哥拉斯，还有其它一些外貌学家都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反过来，他们编辑了一大堆资料，在某种特别的面相特征与性格特征之间拼凑了许多奇妙的联系。哪怕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先生也强调说：“前额大的人偏呆滞，前额小的人用情不专；天庭横阔者易于激动，突出者好发脾气。”
跟占星术一样，相面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机敏的罗马人很相信外貌学：西塞罗曾说：“面相乃心灵的图象。”朱力斯·凯撒认为：“我并不害怕这些肥头大耳的家伙，可那些面容苍白的瘦家伙着实让人操心。”（凯撒的观点照莎士比亚的话来看是最明显不过的：“让我的身边围满肥仔；／天庭滑润的男人可安度良霄；／那位加西阿斯生相瘦弱，面露饥容；／他心机多端：这样的人危险难缠。／”）耶酥实际的面容一直无人知晓（罗马陵寝里最早的“画像”也是在他死后二三百年才画出来的），可是，从公元2世纪到目前，他的画像一直是面容详和、瑞相非凡的。面相的传统生生不息，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遇到生人时，总喜欢根据其面相来猜测他的性格。
另一种根据可见的特征来区分性格的方法是骨相学，就是摸头骨形状的伪科学，19世纪风行一时。虽然骨相学在20世纪消声匿迹了，许多人仍然相信，一个天庭饱满突出的人是位“足智多谋之士”和敏感的人，而天庭扁平窄小的人多半是头蠢驴，而且铁面寡情。
古代把性格与生理特征联系起来的最有名的理论，是加伦的气质体液说——他认为，粘液过多的人冷静镇定；黄胆过多的人性急易燥；多黑胆的沉湎于忧郁；血旺的乐观自信。这一教条一直统治到了18世纪。其后继的门人弄起了营养新潮、蒸汽浴和其它一些准科学的把戏来较正体内化学循环，以期增强身心健康。
与此相对的是，听起来非常现代的一种方法，却是三个世纪以前由一位德国哲学家名叫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1655－1728）的法学家提出的，他还是赫尔大学的奠基人。托马西亚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通过给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数字打分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他的方法虽然粗浅一些，可在很大的程度上却给现代叫做“定级表”的性格评估技术理下了伏笔。他为自己的书取的名字也耐人寻味：《一种实在科学的新发现：对于公众，对于从日常谈话中哪怕背离其愿望地洞悉别人内心的秘密来说都极有必要》。根据现代人的品味，这书名是长了点，这毫无疑问；可是，就其精神实质来说，这与现代教人如何成功的畅销书来说却是同样新潮的。
多少世纪以来，有关性格的讨论经常是围绕着心理学中最基本，也是争辩最多的一个话题展开的：人性是由内抑或由外决定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倒底是内心力量的产物，还是环境刺激导致的结果？
柏拉图及其弟子们坚持认为，思想的内容在人出生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需要记住就可以了；而毕达哥拉斯和德谟克利特却反驳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从感知而得来的，从而就引发了这场争辩。在17和18世纪，这场争论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笛卡儿和其它一些理性主义者争辩说，头脑里的思想是天生的，洛克等经验主义者却认为，新生婴儿的头脑形同白纸一张，靠经验在上面留下信息。
当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时，遗传论者——高尔顿、戈达德、特曼和其它一些人——拿出了调查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而行为主义者们——巴甫洛夫、沃森、斯金纳和其它一些人——提供了实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着，而“心性主义者们”（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却用内心（心性的）力量来解释人的性格与行为，“情境主义者们”也用个人体会到的情境来解释性格和行为。
这两种观点在儿童哺育、教育方法、心理治疗、对少数团体的公众政策、罪犯的处理、妇女及同性恋者的状况和权利、移民政策和其它许多个人及社会议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应地，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也一直统治着性格心理学。人们渴求出现一个决定性的科学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