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研究不再是心理学最显眼的领域了，这并不是因为它已经缩小了规模，而是因为其它一些更新的领域已经扩展了，并且成为注意力的焦点。另外，如同在许多成熟的科学领域里一样，许多性格研究者现在都混合了极为专门的细节研究，而另外一些人则还在欢天喜地地做些扩展和激动人心的工作。
这个领域里最近更为有趣的一个发展，是研究性格对中年和晚年的“富足感”（普通意义上的满足感）的影响。波尔·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跟自愿参加巴尔的摩老年纵向研究的人们一起进行研究工作，这是国立老年研究学院的一个长期研究项目。他们发现，外向的人在社交能力、普通活动和“上升”（类似控制）中可以得高分，而且其中年生活及以后的生活比内向的人要幸福一些。他们还发现，在神经质上面程度较轻的人对于中老年生活的变化的适应性要比神经质程度严重些的人好些（其测验以长期焦虑、敌意、自我意识和强迫行为等特征为标准）。后者更倾向于把中年的问题看作危机，他们耽心自己的健康，因为退休而感到沮丧和失望，并且处于压抑和绝望的边缘。
对于这些性格缺陷，人们能够做些什么来加以对抗呢？科斯塔和麦克雷相信，心理疗法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是，其发挥作用是用限度的，因为巴尔的摩的数据和其它的一些研究结果指示，性格特征在成年生活中相对稳定。另外，他们说，富足感哪怕轻微的一点改变都会受益无穷，这跟对一种严重的身体疾病的控制的轻度改善可以相提并论。
按照最近的许多研究结果来看，许多种类的身体疾病都起源自某种性格特征，或者因其恶化。1975年和1980年出现的两项重要研究结果提供了调查得来的证据，证明具有A型性格（有竞争性，有进取心，有敌意和驱迫感）的人有可能形成冠状动脉心脏病。对这个项目又进行了10年的研究说明，其结论得到了证实，而不是否决。
1988年，马丁·塞利格曼（他对学习得来的无助的研究）和他的同事克里斯托法·彼德逊及乔治·维伦特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供了证据，证明一个人的解释风格会影响他的健康。他们以从对哈佛毕业生35年的纵向研究中得出的数据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上以悲观或者消极的态度进行解释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容易罹病或者生命周期更短。他们认为心理疗法——特别是短期的认知疗法——是一种有用的解法。塞利格曼走得更远：他增加了一些临床和其它类型的数据，说认知培训可以将消极的解释风格转变为积极的风格（他把它叫做“学习得来的乐观”），其对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好的影响。
汉斯·艾森克回顾了一系列性格和健康研究的结果，包括他自己进行的一些研究，他说：“戏剧性的结果……指明在某些性格和具体的疾病之间存在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他还说，许多医生把致癌因素与不会表达愤怒、恐惧或者焦虑联系起来，还与绝望、无助和压抑等的感觉联系起来；他说，纵向研究显示，许多同样的特征都与心脏病有涉。艾森克和一位名叫罗纳德·格罗萨斯-马迪塞的南斯拉夫心理学家同事以这些数据为基础，进行了一项预防医学的实验，从而得出了下述结果：
（我们）试图用行为疗法来教会一些容易患癌症和得心脏病的人以更乐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情，教他们对付压抑的办法，打消他们的情感依赖，让他们更加自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他们跟更为健康的性格类型的人一样去做。
具有高患癌可能的性格类型的100人被分成两组：50个人不使用这种疗法，另50名接受这种疗法。13年后，45位接受过本疗法的人还活着，而没有接受本疗法的那一组中，只有19位还活着。
我们对92名易发心脏病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把他们分成接受组和未接受组。这里也有突出的差别，13年后，接受实验的那一组里有37名还活着，而另一组只有17人存活下来。
我们只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样的实验没有进行复制或者没有人与之竞争。
特征理论仍然是心理学研究中具有指导意义的观点，它在不断地成熟，主要采取了特征理论中的“五大模型”的形式。
许多年以来，若干研究者在寻找比卡特尔看得更深的因素结构，并辨别出比他的16因素组更为全面，更为基本的因素集。30年前，其中的一些人对卡特尔的互动数据进行了再研究，他们说，他们可以找到5种超因素的证据。过去的许多年里，其他一些人又找到了一个或更多的5因素组，都有各种各样的掩盖，他们只是把其它广泛使用的性格类型送入了统计学的绞衣机。在过去的10年里，大多数性格心理学家慢慢都同意，五大模型是性格的基本尺度。
第一种是外向力，这个因素在一些性格类型单中被列在相关的一些标签之下，如社交能力、活动能力和人际穿梭。
第二种是神经质，或者，按照其它研究中的术语说是情绪力、情绪稳定能力和调节力。
第三种是对经验的开放性，亦叫做询知智力、智力和“智力倾向”（这是个不需要的新词，幸好也没有引起注意）。
第四种是可接受程度，亦有好听的名字叫受欢迎度、利他主义、信任、社会交际力等等。
最后，第五种是良知，或者可靠性，超我力量，更有叫受钳制的自律性等等。
按照目前的思想，这些是关键和总管一切的性格因素。可以解释人类性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具体特征，都是这五根主干的分枝和枝芽。尽管这些超级因素对视野只会起模糊而不是聚焦的作用——请想象一下用五大模式中的词语怎样描述汉姆莱特、麦克白妇人或者李尔王吧——可是，它们为研究者和临床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得到了验证的尺度，用以建构人格研究设计类型并把他们在临床使用的不管哪一种性格测试中得出的数据组织起来。
这个研究领域的成熟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出来，也即是“连贯详谬”的解决：尽管人都有可测量的特征和可辨认的性格，可是，任何人在特定情形下的行为却丝毫也不会指示出他或她在其它一些情形中的行为方式。面对敌人炮火不动声色的人可能会在与妻子的冲突中胆小如鼠；犹如教堂支柱的一位妇女，如果她是一位公司财务人员，却可能为了情人而滥用公司资金；模范丈夫和好爸爸可能在别的地方养了另一个妻子，或者是隐蔽的公共卫生间里的同性恋者。
因为这样一些跨情形的不连贯特性，一些心理学家多年来一直攻击特征理论为无效功。可是，更准确一些的最新研究数据却使人们能够更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情形越相似，一个人的行为就越一致；情形越不同，人的行为差异也越大。如哥仑比亚大学的沃尔特·米斯切尔这位著名的心理学研究者和以前的特征理论评论家最近所说的：
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完全不能作一些有用的预测。它们也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类型的情形下不会以某种惯常的方式具有不同的行为……特种条件或者相同单元得以更加小心的方式加以注意，而且好像比传统的特征理论所假想的更为狭窄或更符合当地情况。
这个领域里另一项最近的发展是情形论者和性情论者之间长期争斗的息灭。大多数心理学家现在都倾向于相互影响说者的观点，即，任何既定的某个行为都是某个情形与个人的性格相互影响而造成的。同样地，性格是天生的或者是学习得来的这个古老的争辩话题也让位于相互影响说了。一些心理学家还在大肆发表意见，好像父母、同事、社会等级和其它的环境影响是一个人的性格当中惟一有意义的影响力；另一些人的观点好像是说，我们的行为，如大多数动物一样，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所致。可是，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生命点的性格或者行为，都是他或者她天生的特性与他或者她到那时为止所有的人生经验相互影响的结果。
这是个复杂的概念。遗传影响和环境影响并不是在性格当中简单地相加起来，而是跟化学品加入化合物一样相互影响，从而形成某种跟任何一个都不相同的东西，然后再跟紧随的经验发生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