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4岁中学生用一种让人心痛的方式与世界告别；
高二女生沈怿文离家出走后跳河自杀；
14岁的初二女生小邵从5层楼高的大楼坠落，送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
近期，上海频频发生学生自杀事件。在老师和家长眼中前程似锦的“好学生”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要问：是他们的心理太脆弱？还是学校这堵“防护墙”不够坚固？如何避免这些悲剧的发生？
青春期心理“觉得好累”
家住上海的朱先生最近向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求助。朱先生称，他的女儿目前在读初三，很忙、很累。外人都觉得他的女儿在重点中学就读，很争气。其实女儿从上预备班开始就不是很适应，女儿的成绩在班级里一直是中下水平。由于每天作业量大，加上很多题目不会做，所以感觉压力特别大。现在面临中考，更加感到疲惫不堪。每当女儿情绪激动时，就常常会说离家出走、自杀等字眼，让他很担心。
而高二女生沈怿文跳河自杀前，在遗书中也写下了“活得很累”、“一直都在压抑自己，不论学习，还是待人”、“迷失了自己”等话语。
“如果学校提前干预，这样的悲剧是不是可以避免？”在采访中，一些家长和学生向《法制日报》记者提出，学校配备有心理教师，但为何心理教师的存在，也无法阻挡悲剧的发生？
上海徐汇中学心理教师韩哲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沈怿文的悲剧完全可以避免。如果在她自杀心理成型的初期，能够及时给予排查，心理教师就能够用专业方式直接干预。但学校的心理教师一般只有一个，和学生并没有直接接触。而离学生“空间距离”最近的班主任教师、家长如能及时发现她的情绪变化，并且与心理医生及时“对接”，就能避免悲剧的发生。
儿童心理学专家陈智远认为，孩子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需要通过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才能慢慢形成。否则，在一定的背景下，他们很可能因为无法适应而采取一种极端行为，“就像沈怿文选择了自尽一样”。
12355青少年公共服务平台心理专家茅建东分析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存在3个自我认识，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对“我”的认识，一个是脑海中的“理想自我”，还有一个是对自己有很高要求的“应该自我”。当“理想自我”比实际自我高出一截时，就会感到自我的差距，会带来“抑类情绪”，容易引起心理上对自我消极的看法，比如失望和绝望等情绪；而平时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他的“应该自我”又容易比实际自我高一截，这时则会产生焦虑情绪，会自责，甚至会自我惩罚。
学校编织“防护网”力不从心
上海市公布的中小学生安全事故报告披露，2010年有8名中小学生自杀死亡，其中，因与家长争执或不满家长管教方式而自杀的有6人，因情感、学业压力等自杀的有2人。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王振宇说，目前我国已有3000万青少年儿童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约五分之一的孩子有抑郁倾向。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叶斌表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绩优秀生易有危机感，差生更充满挫败感，种种压力之下，人际关系表现为多竞争而少关怀，学生容易产生苦恼，心理压力增大。在同类人群中，这种情绪更有传染性。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上海是国内最早开展生命教育的地区之一，中小学校目前都已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配备有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但在各种压力的冲击下，“心灵交流”在师生中却始终走得磕磕绊绊。
李亚伟是上海一所高中的心理教师，在他看来，自己是个“边缘角色”，他自嘲说：“心理教师是一个可有可无但又忙死忙活的角色。”李亚伟承担着整个学校的心理课，每周一、二、四中午安排心理咨询，但每次几乎都是门庭冷落。
而在上海另一所初中担任心理教师的方羽一周在初一一个年级上10节课，而这10节课往往被主课冲击得七零八落。在闸北八中担任专职心理教师的凌一看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势单力薄”，“心理教育靠我一个人不行，但知道心理常识的人太少，能够配合我工作的人更少”。
“学校里设置心理教师这样的做法根本就是误区。”上海市一名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20余年的专家对《法制日报》记者分析说，目前在国内，青少年如果要进行心理辅导与治疗大致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走医疗体系，另一种就是学校教育，但两者未能有机结合，而后者更是“名不副实”。尽管社会越来越重视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但心理辅导的现状并不乐观，一个学校能有一个专职的心理教师已经不错了，但即使有，基本上也无法起到实质的作用。身在学校的编制内，心理教师的身份难免尴尬，而体制决定了他们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无法以第三方立场来做心理辅导，批评家长两句可能还做得到，批评老师怎么可能？“在我接触的很多案例中，老师与学生沟通对话的方式确实非常有问题”。
青少年心理问题需社会共同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田淑兰坦言：“眼下时有发生的悲剧，很多都是由于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不够科学造成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老师并没有意识到。只是觉得给他们知识，让他们会考试就行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
“我觉得，学校里不需要设心理医生或者咨询师，而需要心理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可以由一些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来兼任。另外，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联合有关心理专家，给学生们提供心理检测、快乐教育、生命教育，并提供合适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经济发展与合作研究所所长严诚忠说，“现在这样的教育通常会被纳入到德育教育中去，而当下德育教育的主流却又是以成人的道德来要求正在成长中的学生，这样的德育教育不是缺失就是过分。”
陈智远认为，学校、家庭、社区是孩子成长的三大“支柱”，除了在家庭内部要对出现消极情绪的孩子投以更多关注外，学校方面也应该积极地做出相应地配合。要利用社会支持体系，帮助他们走出消极的情绪，重新树立起希望和信心。“目前的教育体制在这方面还有缺失，而孩子们的心声得不到倾听，很容易积郁成疾。因此，需要整个社会共同来关注，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综合起来的力量给予孩子引导和支持。”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